中国经济:测试着陆硬度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04日
       众所周知, 所谓的悲观经济学家正在释放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似乎有很多经验证据支持这种非主流观点, 即中国经济可能正走向通货紧缩和支出下降的时代。 . 《华夏时报》记者3月11日采访了多位国内知名学者, 包括中国战略智库专家王健、王祥绥、史晓敏、李小宁、向松祚、刘俊宏、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教授等。国家行政学院等系, 请他们发表意见, 回应悲观。经济下行的风险有多大 硬着陆并非不可能 《华夏时报》:在一些经济领域, 确实可以感受到经济下行, 但是否有硬着陆的可能?王健(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一般认为, 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低于7%, 就会出现硬着陆。 2011年, 我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9.2%, 四季度单季度GDP增速下降到8.9%。对于今年的经济走势, 多数学者和机构预测低于9%。从今年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 今年一季度的增速不会高于8.5%, 所以中国经济增速从去年和今年的10%到8%的趋势已经设置好了。问题是, 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会进入7%以下的硬着陆区间吗?从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 经济放缓的程度已经超出预期,

所以也不是没有可能。 《华夏时报》:来自官方数据你能看到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任何迹象吗?王健:我们先来看看所谓“三驾马车”的减速。去年上半年出口增速为19%-20%, 下半年后出现大幅收缩。今年1-2月, 增速仅为6.9%。 (今年2月是29天, 比往年多了1天)如果29日多扣1天的出口, 连6.9%都没有。其中, 中美贸易总额增长9.2%, 中欧仅增长4.7%, 中日贸易几乎没有增长。可见, 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对中国影响很大。总之, 外部环境对中国影响巨大。在投资需求方面, 要看的指标是“建设项目计划投资总额”。统计局每月公布三个数字, 一个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一个是“建设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一个是“新项目投资”。需要更正的是, 这三个指标中, 竣工量实际上是一个滞后指标, 是供给的领先指标, 而“建设项目计划投资总额”是一个同步指标, 它反映了需要多少投资才能完成。在建项目到竣工, 代表了现有投资需求的多少。 2010年建设项目计划投资总额增长23.1%, 2011年增长18%, 今年前两个月增长12%。这种变化趋势表明, 真正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需求正在急剧萎缩。近两年消费需求增速一直比较高, 但今年前两个月也出现了明显收缩。12 月的 18.1% 降至 14.7%。如果考虑到今年前两个月的通胀率仅比去年12月低0.3个百分点, 且剔除闰年, 实际消费增速已降至9.3%。这比去年12月低4.1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收入是经济增长的函数, 经济增长的下降必然导致居民收入的下降, 进而影响消费需求的增长。由此可见, 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滑, 消费收缩将是必然结果。然后看看实体经济的疲软和生产的急剧收缩。 2011年前两个月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4.9%, 今年前两个月回落至11.4%。由于今年是闰年, 剔除这一因素, 工业增速仅为9.5%。电力供需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晴雨表。即使不排除闰年因素, 发电量增速从去年12月的9.7%下降到今年前两个月的7.1%, 日均发电量仅为4.3%。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近日公布的数据, 前两个月制造业日均用电量负增长1.8%, 甚至可以看出工业生产大幅收缩的现实。从中国经济的区域增长结构中也可以看出生产的停滞。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极, 但今年前两个月,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的工业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长率均低于5%。近日也有报道称, 深圳甚至出现了自特区成立以来的首次工业负增长。沿海地区的第一次衰退与今年前两个月出口的急剧下降是一致的。从行业来看, 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关键指标, 那就是销售利润率。行业销售利润率持续下滑, 但跌幅最严重的是钢铁、汽车、家电、造船。钢铁和造船业基本是零利润或濒临亏损。这反映了我国这些行业产能过剩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行业基本处于两端挤压状态, 海外原材料价格上涨, 国内最终需求价格下降。下滑加速比预期严重 石晓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这几个月的数字化变化趋势比我想象的要严重。事实上, 去年第四季度下降速度加快。在去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 稳增长是重中之重, 这是对四季度加速下滑的应对。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是中国经济整体可用的资金数量急剧减少。去年底, M2约为85万亿。去掉15万亿左右的准备金后, 还有70万亿左右。 70万亿是中国经济进程中以人民币计价的可用资金存量。 2011年可用货币总量约为130万至150万亿, 货币周转数量略多于两倍。这是一件大事。从去年开始年初以来, 特别是去年下半年, 土地交易和房地产销售下降了30%。 400家上市公司的可用流动性从去年的800亿下降到500亿。事实上, 货币紧缩过程已经从社会可用资金量的角度开始, 而不是从 M2 的总存量来看。因此, 随着高利贷越来越厉害, 黑市利率也越来越高。现在投钱能解决问题吗?例如, 再投入十万亿?我觉得第一个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就是少放一点也不行。因为建城建房循环的出口已经没有了, 给的钱还是卖不出去, 土地和房子也卖不出去, 所以众神别无选择。现在每个人似乎对未来都不那么乐观了。比如很多私人老板都搬出去了, 比如那些可以做或者不能做的行业都没有做;可以投资但不投资的领域不投资;能坚持但不能坚持的行业, 就不坚持了。流动性强、周转率快的加工制造无法做, 因为利率成本太高, 经营难度越来越大。因此, 气滞血瘀。为什么餐馆萎缩, 高尔夫球场萎缩?这一切都与信贷紧缩有关。制造业优势或将丧失 《华夏时报》:从制造业扩张的停滞, 我们能得出什么判断?李晓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各种有利可图的技术、产业、项目基础投资开始停滞。由于房地产的刚性需求, 房价下跌速度较慢。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通用设备投资, 制造业中最常见的更新部分, 不再扩大。改革开放30年, 特别是1993年至2003年,

是中国制造业发展最快的时期。通用设备的技术引进最快, 扩大也很快。中国在这十年里真正成为了制造业超级大国。中国的主要特点和能力仍然是制造超级大国。成为资源超级大国是不可能的, 更不可能轻易成为金融超级大国, 即使要人民币国际化。但如果失去了作为制造业超级大国的基础, 那将一事无成, 无异于被打败。包括俄罗斯这样的资源超级大国, 那些铁矿石和铜矿大国都在抬高价格, 制造业超级大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且, 金融超级大国和资源超级大国勾结, 制造超级大国有分裂的趋势。那么, 中国还应该成为制造业超级大国吗?再来看看近期巴西、印度、东南亚国家通用设备的增长率。看看这些国家的物流流程, 一个明显的疑问是, 制造业是否在转移?关键指标说明问题 《华夏时报》:有没有相反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经济目前的走弱趋势不会演变成更严重的放缓?萎缩不是不可避免的吗?有多少数据可以证明中国经济仍然值得乐观?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今年除了银行贷款需求疲软之外, 更重要的问题是往年放贷过多后, 现在从供给上看, 扩大信贷存在很多制约因素, 银行扩大信贷不再容易。 2009年9.6万亿, 2010年和2011年接近8万亿, 这三年总共放贷26万亿。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余额为57.2万亿元, 3年时间就用掉了近40%。那么, 后面怎么会有快速扩张呢?这是个大问题。银行现在风险很大。虽然最近大家都在说银行利润, 其实通过一个简单的算术就可以看出, 贷款余额57.2万亿, 如果有1%的不良贷款, 就是5700亿, 如果有两个点, 将超过1万亿。
       整个银行系统都在吞噬利润。因此, 银行压力很大, 放贷更加谨慎。从供求看, 今年前两个月贷款增速低于往年, 仅7000亿元以上, 预计3月份不会增加。从供需看, 贷款增长动力减弱。分析11个行业的数据, 有一个关键指标很能说明问题, 那就是销售利润率一直在下降, 而销售利润率下降最严重的是钢铁、汽车、家电、造船。钢铁和造船在整个行业中基本处于零利润或濒临亏损状态, 反映出这些行业产能过剩以及这些行业两端受挤压的现状:海外原材料价格上涨, 国内最终需求价格下降。因此, 无论从产业形势还是宏观形势来看, 中国经济经济确实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可开发的潜力还是很大的。王健:我觉得中国未来可以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近年来, 随着地价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不断丧失。次贷危机爆发后, 由于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外资向内地等国家转移的迹象已经显现。然而,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有两大潜力。几十万亿的巨额收入还没有释放出来, 是被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打压的。一是规模经济。汽车、钢铁、有色金属、乙烯等所有规模经济都被不合理的制度所压制。如果要释放这个规模经济, 估计得有几万亿的收益。二是流通效率。发达国家流通成本一般占GDP的7%-9%, 企业甚至可以实现“零库存”。流通成本之所以如此之低, 是得益于合理的空间结构和现代物流体系。中国物流业占GDP比重为16.5%, 高于发达国家8个百分点。这8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是几万亿元。如果在高铁时代, 借助高铁网络, 调整空间结构, 在中国构建更加现代化的物流体系, 与目前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将能够降低物流成本, 从而释放数万亿元的福利。规模经济效益和空间经济效益可以为中国带来近10万亿元的收益, 足以抵消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给中国带来的竞争力损失。在竞争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总之, 中国现在确实面临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大危机总能带来大改革。如果中国能够释放潜力, 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是没有问题的。从长远来看, 我们有这种潜力, 而不是潜力耗尽。备战做决定 《华夏时报》:从宏观背景来看, 面对经济暂时放缓带来的问题, 应该做好哪些准备?王相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观察中国经济的问题, 不仅要看国内因素, 还要结合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来判断。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 即所谓的三种超级大国的博弈。一类是玩钱的金融超级大国, 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一类是制造业超级大国, 比如中国, 另一类是提供资源的超级大国, 比如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这三类国家各有优势, 但如果哪一类国家没有自觉意识, 缺乏与其他类型国家博弈的意识, 那肯定会吃亏, 责任自负。美国从事金融业。作为一个市场国家, 它可以削减制造业国家的利润。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可以在美国的帮助下提高基础资源的价格。在上下夹击下, 作为制造大国, 中国如果缺乏自觉意识, 就会陷入大麻烦。如果你有游戏的心理准备, 和资源国结盟, 比如中俄或者中澳在一定程度上结盟, 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因为, 如果制造能力被破坏, 资源国的资源将不会被出售。事实上, 2008年危机爆发时, 澳大利亚铁矿石跌得非常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不投资4万亿元, 我们并没有立即推高铁矿石价格, 而是形成了资源国和制造国。有了默契, 大家就会一起渡过难关, 现在澳洲的铁矿石价格也不会那么高了。如果制造国和资源国形成一定程度的战略合作, 可以很好地约束金融国。反之亦然。如果制造业国家和金融国家有默契, 比如跟美国或者欧洲一些国家, 能不能挤资源国?也可以这样做。但是, 现在与谁合作, 何时合作, 需要精准的战略判断。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有策略空间。没有危机就做好战略准备, 有危机就做战略决策。但是现在, 一是我们没有做好战略分析和准备, 二是在危机中该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不能做战略决策, 所以我们会被动被宰。在全球化背景下, 很难独立处理中国问题。例如, 当价格上涨时, 他们发现最重要的价格杠杆不在他们手中。前两天, 中石油涨价, 大家议论纷纷。不要低估价格上涨。从经济危机到政治危机再到社会危机, 物价上涨可能弥合经济冲突和社会危机。 《华夏时报》:种种现实场景让我们看到, 当前通胀预期上升与实体经济困境形成了双重矛盾。监管政策进退两难。未来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政策趋势?刘俊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事实上, 经济政策就是处方。如果方子对了, 可以抑制感冒。
       如果弄错了, 可能会引起过敏。金融危机后, 各国的政策表现是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后凯恩斯主义”政策, 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危机后的前两年, 凯恩斯主义采取的典型政策是直接刺激需求的政策。这种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不是问题。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政策是有时间限制的, 到期后需要积极调整。不排除暴跌不足7%真的不够吗? 《华夏时报》:不少分析人士认为,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已是连续第五个季度。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全年7.5%的经济增长率相比, 这意味着什么?如何区分持续下降和所谓的主动减速?王健:我上次采访你时说过,

短期内经济下行已经很明显, 很难逆转。各方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此, 7.5%的增长目标只是一个短期声明。主动下调增长指标, 客观上确实有外部因素, 比如外贸大幅下滑, 这说明世界经济新一轮冷变正在上演, 也说明只要由于中国经济结构没有变化, 外需多少, 增速会跌多少。 《华夏时报》:虽然目前增速仍明显高于7.5%, 但未来会不会出现暴跌的趋势?王健:危机远未结束, 还有进一步收紧的动力, 所以今年中国出口很可能会比前几个月继续下降。东南沿海六省市经济出现严重下滑,

因为出口出不去, 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如果中国沿海经济降温, 整个国民经济都不可能降温。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今年的危机可能会很严重。虽然一季度这个数字可能会超过8%, 但如果二季度继续下滑呢?以目前的社会状况, 紧缩的过程非常令人费解。本以为是缓慢下降, 现在不排除急剧下降。有人说我是中国经济学家中最悲观的, 但很多下跌的数据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当我们看中国的问题时, 我们也需要看一些积极的因素, 我们是否已经耗尽了经济手段?不到7%真的不够吗?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当低于7%时, 中国经济就很悲催, 而且这种情况已经重复了很多次。华夏时报:在经济非常明显的低迷时期, 有哪些尖锐而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王相绥:今年的形势, 既是经济中诸多积累问题的交汇点, 也是国内外政治问题、社会政策和国际问题的交汇点。问题的交集。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 需要强大的战略控制能力来整体应对。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 发展阶段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人均3000美元的动荡时期。从韩国、巴西和南美的例子来看, 情况就是如此。按照这个规模, 中国也到了发展的瓶颈期。目前, 中国维稳非常成功, 但经不起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从埃及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 如果出现动乱, 一些技术手段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 面对经济社会危机, 应该有社会政策专家参与解决问题, 应该有相对整体的应对模式, 而不是单一的政策。真正的重大经济政策出台时, 会涉及很多利益, 一旦涉及利益, 又会引发怎样的政治冲突甚至危机?应该估计。例如, 高铁改变了空间布局。它可能涉及什么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 你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考虑, 单一的政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 中国必须打好自己的牌。中国是全球危机中的一张好牌, 无论大小。可惜出来的早。现在人们在打贸易战, 挤在我们面前, 我们已经没有花招了。现在中国经济上还有一些牌, 但这些都是最后的牌, 不能随便打。什么时候打牌, 要判断形势, 要权衡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政治环境。.不能再忽视全球战略对国内经济和政治的影响, 应对全球性危机也不能仅仅只是一种经济行为, 而应该着眼于全局。每一个决策都从大局出发, 才有可能避免中国经济硬着陆。王健:在这一轮全球危机中, 谁跌入这个低谷, 谁就比谁跌到谷底要快。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真的耗尽了, 我们就在谷底。但去年消费增速达到18%, 前年也出现了, 而且18%的增速连续几年出现, 体现了国人强大的消费能力。在分配不公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 如果消费出现大幅下滑, 社会矛盾就会像柴火一样, 随时被触发。政策可以考虑更全面 《华夏时报》:您对当前政策走向有何判断和预测?刘俊宏:从总体上看, 财政扩张和财政支持政策可能会在一年半后出现“效果衰减”, 副作用会加大, 需要及时调整。处方。要逐步循环财政扩张, 同时实行减税、降息、放宽金融。这可以形成比较持久的效果, 有利于促进经济自律复苏。但是,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趋势。相反, 出现了相反的趋势, 即在继续扩大财政政策的同时, 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健的金融政策, 在中国的政策词典里, 就是比以前更紧, 离市场更近, 但不是完全紧。从表现来看, 这个政策很紧, 对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评估不是很充分。也许更重要的焦点是“规模经济”。显然, 这个政策是有偏见的。此外, 在考虑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时, 我们忘记了中国已经改革开放30年。经济一直是开放型经济。如果是开放型经济, 金融投资必然会产生溢出效应。需要评估国内产生的联系的影响。接下来是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 要兼顾国家生产力的积累和发展。机构红利能释放多少?推进改革是制度红利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 中国出口红利、成本红利、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正处于向制度红利过渡的关键时期。你怎么看?张占斌:与过去相比, 一些红利确实处于弱化状态。因此, 下一步应该更加努力释放机构红利。尽管部分原始红利的潜力仍有待挖掘, 但对于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经济而言, 机构红利可能更为重要。因此, 要加快改革, 创新体制, 释放活力, 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新发展、新突破。但现在, 很多地方官员对改革避而远之, 害怕改革太多, 担心会犯错, 所以他们对发展问题更感兴趣。因此, 学术界一直在呼吁加强顶层设计和顶层推进的改革。其含义之一是, 至少中央乃至更高一级的中央领导在看到目标后, 要下定决心, 制定推进改革的方案。第二个含义是改革需要补充。从行政改革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需要什么样的配套措施、政策和制度安排才能促进协调推进?从现有的改革来看, 它们之间的配合不是很协调, 各自的长处各有不同, 各有各的步伐, 甚至相互牵连。因此, 改革的匹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 近期中央多次公开表示, 要通过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 为市场竞争创造一些条件。这些改革将成为重要的制度红利。改革面临重大利益调整。 《华夏时报》:36项新非公政策实施、“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定产业规划实施、中西部振兴规划实施实施要素价格调整向来被认为是可能的。改革释放的四方面制度红利一直未能推动。是什么原因?张占斌:这说明改革进入了一定的历史关口, 面临着重大的利益调整。 《华夏时报》:民间资本真正成为投资的主导力量。这样的制度红利对于激发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有何意义?张占斌:下一步发展更多的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 确实需要为他们拓展更广阔的市场。市场生存空间, 调动更多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国有企业需要继续做大做强, 但不能以牺牲中小企业的利益为代价, 而是要推动中小企业取得更大的发展。从长远看, 牢牢把握国有企业、坚定市场化改革、坚持改革开放不可动摇。政府还应通过制度创新, 鼓励更多人、更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创造财富, 开拓国内外市场。只有这样, 国民经济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至于民间资本真正成为投资的主导力量, 这样的制度红利有多大, 还需要历史来判断。但是, 毫无疑问, 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未来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但它们和国有企业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而是共存共荣、相互促进的。未来, 大部分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将在资本市场相遇, 成为社会化资本和混合经济形态, 共同促进国民经济繁荣。未来, 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释放出更多活力, 这对激活国民经济十分重要。它在解决人民就业、扩大内需方面作用突出, 意义非凡。需要新的制度红利 《华夏时报》:虽然官方承诺将继续进行一系列改革, 并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释放制度红利, 但所谓的制度红利能释放多少?分析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 判断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 可以看出制度红利会带来哪些影响?张占斌:就中国国情而言, 应该有很深刻的理解和判断。中国最重要的国情是, 虽然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 但人均GDP还很落后, 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 我们仍要坚定不移地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重视民生和社会建设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 但是我们以后不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建设上吗?我认为, 作为国家的思想路线, 我们也应该坚定不移地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建设的其他方面不应该被重视, 而是要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我们不想要GDP, 但我们想要高质量、有竞争力和有价值的GDP。同时, 创新社会制度也十分重要, 只有这样, 才能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制度红利, 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改革的红利, 还有挖掘潜力的空间, 政治体制改革的红利甚至可能是大丰收, 但这需要全党的共识和全民, 并根据国家和社会承受能力, 有条不紊地进行。